一个产业也只有在充分的竞争，以及充分言论监督下，才会有健康成长。 只有确保公共言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才能确保国家的经济社会信息系统不失真，进而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 今天“XX宣传”就最近某品牌刹车板问题，发表题为《XX风波需要一个真相》的评论文章，指出： 此次风波中还出现了一种极端声音：指出国产汽车的问题，被扣上“抹黑国产车”“打压国产汽车发展”“不支持民族工业”的帽子。事实上，单一产品问题从不等于全盘产业问题，个别瑕疵不可能否定企业全部努力。 将关于产品的安全测评、问题质疑简单归为抹黑国产汽车，是一种非理性的护短心态。市场和消费者愿意包容企业成长中的问题、技术迭代中的疏漏，但绝不包容回避问题的敷衍、轻视用户的傲慢、切割责任的推诿。 笔者读后既非常认同，又非常感动。笔者作为一学术素人，无非整天写一些又臭又长的研究文章，但是这几年受到压力越来越大了，表达越来越不自由了。 有人下意识地会问，你是不是受到中央一些部门什么压力了？我要说，从来没有受到过中央部门的压力，相反中央部委会非常重视各种学术观点，甚至接纳吸收，包括北京市官方也对各种理性的研究都抱着宽容的态度。 但是地方基层政府和企业对研究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了。现在研究地方产业竞争，动不动就收到地方来的压力，轻则是打电话软硬兼施要求删稿，重则是派几个人打着拜访名义，实际当面来施压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学者既不抹黑地方，也不攻击地方领导，无非就是说一下地方产业哪些出现问题，哪里这些排名下降了，地方有司这就受不了，玻璃心也！ 中国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一些地方非常宽容，在宽容中闯出了路子，从而为国家的改革做出了示范，至今犹记深圳市长于幼军与批评深圳施政的网民直接对话。如果各地都谨小慎微，害怕出现舆情，害怕任何非表扬的声音，那么就没有什么进步的希望了。 现在研究企业同样也非常难。因为现在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成熟了，大一点的企业很容易营收达到上千亿，并且有体系庞大的公共关系和法务团队，毫不夸张，有些大企业的公共舆论应对能力远远超过了中西部省份。 笔者去年因为研究评论一些企业的竞争行为，结果就吃到了某企业的律师函，说是损害了其商誉，要求连续公开道歉一个月。笔者如果是刁民，肯定会顺其道而为，连续道歉，把事情闹大，并且反诉讹诈一笔钱。但是我们扔抱着爱护民企之心，对律师函一笑了之罢了。 研究产业发展，也必须涉及企业，因为越是前沿产业，门槛就越高，集中度越高，舞台上的主角无非就是某个或某几个企业（相反越是技术低的产业，集中度越分散，如餐饮人人可以入行，服装、日用品集中度都很低）。而如果谈产业，就不免要臧否某些企业的行为，或者建议国家的调整一些产业政策，势必会影响企业的利益，那么这就要碰钉子了。 比如说笔者今年前三季度发表了几篇关于某产业如何形成更强国际竞争力的的文章（这里不愿点名是因为这个产业，是因为该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企业），但是却连续造删帖。诸多业内专家都深知，这个行业深受某些企业的舆论绑架，他们收买水军和媒体，左右社会大众的认知，甚至是影响国家政策，虽然自称是民族的希望，其实是害了国家关键产业竞争力的成长。 所以，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 提防某些企业把自己等同于国家产业未来，等同于国家利益的宣传叙事 ，这种企业往往最终证明都是钻国家战略和社会情绪的空子而已。 一个产业也只有在充分的竞争，以及充分言论监督下，才会有健康成长。 现在一些企业利用国家继续在某些领域上与美国取得竞争胜利的需要，或者利用地方政府与外地GDP竞争的需要，诱导官方在政策上构筑起有利于本企业的言论监督和产业准入、资源投放的护城河，老虎屁股摸不得，最终是短暂时期内肥了自己，而严重伤害了整个产业的生态。 笔者也还清楚记得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创始人陈婉莹女士回忆当年在美国做新闻时的艰辛，她的压力并非来自联邦政府，而是来自各种利益集团，如企业及行业协会、议员，美国虽有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讲真话也并不那么容易。中国各类社会机构（包括基层政府、企业、公共事业单位等）滥投诉、删帖的行为也越来越严重，试图封闭信息、蒙蔽真相、干扰讨论，中央有关部门应该重视这个苗头， 只有确保公共言论的适度开放性和多元性，才能确保国家的经济社会信息系统不失真，进而做出正确的政策判断。 老百姓也应该从一次次偶像企业的塌房中吸取教训。企业就是企业，它终究以从消费者身上盈利为基本运营目的，不要相信他们过多的家国情怀叙事，“人民企业叙事”（从另一方面来说，个人对亲人、家乡、国家、社会之爱，往往是发自肺腑的，羞于表达而付诸于行动的），你爱它有多深，它骗你就有多狠。 某企业家去世，不少社会底层善良草根千里迢迢坐火车去跪拜祭奠，被亿万网民戴上最爱国、最亲民的企业家的帽子，结果一年后家族海外巨额资产纠纷导致形象崩溃，殷鉴未远也！ 笔者曾经对中国企业经营表现